編者按：2026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簡稱《十七條協議》）簽訂，西藏從此告別舊時代的動蕩與屈辱，邁入團結進步、繁榮發展的歷史新征程。75載，格桑花開，幸福路長，歷史與現實交織成動人的畫卷。站在新的歷史節點，回望這一載入史冊的偉大事件，是對歷史的銘記，對西藏偉大跨越的見證，更凝聚起推動西藏長治久安和高質量發展的磅礴力量，續寫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中的高原新篇章。 

　　日前，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王小彬接受中國西藏網專訪。他以扎實的史料功底與深刻的學術洞察，為我們進行了一次深刻而全面的歷史與當代對話，闡釋西藏和平解放的重大意義。 

王小彬接受采訪　攝影：王茜 

　　“西藏和平解放意義重大，我將其總結概括為四個方面，即‘一進’‘一出’‘ 兩返 ’‘ 兩結束’。”王小彬教授層層遞進，揭示了這一事件的深刻意涵。 

　　“首先是‘一進’，即人民解放軍進駐西南國防要地和邊防重鎮。”王小彬說，“解放軍永久性進駐西藏，是開天辟地的第一次，為西南國防筑牢根基。”他認為，清代康熙和乾隆時期，清軍曾入藏平定準噶爾、廓爾喀之亂。完成軍事任務后，清軍經過短時期的駐軍，由于補給等問題，皆會撤軍返回內地。而中國人民解放軍不僅解放了西藏，更扎根雪域高原，成為守護西南邊疆與國家統一的鋼鐵長城。這不僅在物理層面強化了國防，更空前鞏固了“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一部分”的法理與事實基礎，徹底結束西藏長期“有邊無防”的歷史。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簽訂，宣告西藏和平解放。 

　　其次是“一出”，即帝國主義勢力被驅逐出中國西藏。西藏和平解放不僅實現了中國大陸地理上的統一，更標志著一百多年來帝國主義勢力在西藏非法權益的徹底終結。王小彬表示：“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在西藏的繼續，在西藏成功地完成了反帝的任務。同時，我們黨通過靈活的外交策略與國際統一戰線方針，妥善處理了與印度、尼泊爾的歷史遺留問題。”特別是1954年、1955年與印度、尼泊爾先后簽訂的有關協定，以和平但堅定的方式，將外國勢力在中國西藏經營的郵政、電報、電話、醫務設備設施完全清退出西藏；人民解放軍在“愛國一家、愛國不分先后”的政策指引下，分化瓦解并爭取團結了部分親外部勢力的上層分子，實現了將帝國主義勢力驅逐出去的目標，洗刷了自清末以來的民族屈辱，讓西藏回到了祖國的懷抱。 

　　西藏和平解放的重要意義不止于此，還包括“兩返”“兩結束”。 

　　歷史的進程有時候會系于關鍵人物的抉擇。王小彬強調的“兩返”，指的是1951年至1952年間，十四世達賴從西藏亞東、十世班禪從青海分別返回拉薩與日喀則，這是中國共產黨在西藏開展上層統戰工作取得標志性勝利的果實。這一舉措，不僅基本穩定了當時西藏社會形勢，更在實踐中驗證了“以上層統戰工作為主，兼做影響群眾工作”策略的正確性，為《十七條協議》的順利執行鋪平了道路，彰顯了高超的政治智慧。而“兩結束”則指向了更深遠的歷史清算：一是結束了中國西南邊疆歷史上“有邊無防”的尷尬局面；二是結束了外國軍隊（英國從印度大陸撤退后，印度繼承了英國在西藏的非法權益）在西藏江孜、亞東等地長期非法駐軍的屈辱歷史。 

　　王小彬認為，西藏和平解放完成反帝任務，同時將反封建的民主改革任務留待條件成熟后進行，這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在復雜局面下分清主次、循序漸進的政治策略，也為之后徹底的民主改革與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奠定了基礎。 

西藏和平解放紀念碑　攝影：張藝彤  

　　“西藏和平解放載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光輝史冊當中，標志著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了偉大勝利，意義不言而喻。”王小彬表示，“它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大陸完成的最后、也是必要的一環。歷史證明，西藏和平解放有力地維護了國家主權、祖國統一和領土完整。西藏和平解放既是社會主義新西藏的新起點，也是新中國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新開端。”　（中國西藏網 記者/王茜 周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