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廣東順德那個無名的小碼頭上，看那些水光瀲滟的魚塘一片疊著一片，像先民隨手丟下的無數面青銅古鏡，將嶺南灰蒙蒙的天空接住了又摔碎。塘基上密密匝匝地長著些我叫不出名字的草，間或有幾只白鷺從這片水面驚起，掠過另一片水面，撲棱棱地消失在更遠處的魚塘深處。陪同的本地人說，這些池塘在梁氏族譜上都是有名字的，就像人一樣，高橋塘、沙田塘、龍眼塘，一個個都活了數百年。 

　　梁氏的祠堂就藏在這樣的魚塘中間。青磚灰瓦被幾十面水鏡團團圍住，倒像是在人間孤島上了。進得門去，光線驟然幽暗下來，空氣里浮動著檀香與舊木料混合的、沉甸甸的氣息。一位梁氏的老族長顫巍巍地捧出他親自編寫的族譜，我急切地要一本，他欣然答應了。那紙頁依然散發著出場不久的新鮮味，像春天最后一片從樹枝上長出的葉子。他指給我看那些密密麻麻的名字，用我聽不懂的順德土話急促地說著什么，枯瘦的手指在紙面上飛快地移動，仿佛在觸摸八百多年間跳動的脈搏。我一個字也聽不懂，卻分明看見那些方塊字一個個活過來，著長衫的、戴方巾的、握毛筆的、擎羅盤的，熙熙攘攘地從泛黃的紙頁間走出來，朝我作揖微笑。老族長的聲音忽然拔高，手指重重地點在“梁釗韜”三個字上，眼角的皺紋里漾出光來。旁邊幾個梁氏后人也圍過來，七嘴八舌地向我比劃著，我依然聽不懂，但我知道他們在說這個人就是你的博導，說他培養了我這個在北京工作的新中國第一位人類學博士，為此他們也感到榮幸，還說深埋在地下的多少古人類遺物，包括馬壩人以及無數陶片和骨骸如何被一個他們梁家的著名子孫重新喚醒，并在改革開放后在中山大學親自復辦了第一個人類學系。 

梁釗韜（1916年—1987年），字勉之，是近代中國杰出的人類學家、民族學家和考古學家。

　　上午的學術座談是在酒店會議室里開的。空調開得冷，窗外的陽光白花花地照進來，落在師弟師妹們年輕的臉龐上。我站在講臺上，PPT翻到第幾頁，記不清了。那是先生手書信札的照片。余幸遇良師，吾與恩師梁釗韜先生之師生關系，雖不敢自詡典范，卻亦堪稱和諧圓滿。1983年至1986年間，余負笈中山大學人類學系，在梁釗韜教授門下攻讀博士學位。后經整理，自1985年11月4日至1987年12月4日，跨越兩年零一個月的光陰，梁先生親筆書寫致余書信凡十一封。此十一封信件，總計八千三百九十一字，其中六封以毛筆小楷書就，字字端莊；五封以鋼筆書寫，筆筆懇切。墨香猶存，字跡尚溫。這十一封信，既是一位導師對弟子的學術指引，更是一段特殊歷史時期中國學術傳承的縮影，梁先生在最后一封信的結尾寫道：“衰老是必定現象。但愿您們的事業、貢獻遠遠超過我，這才是我真正的安慰！”（1987年5月15日信）這是先生對弟子的囑托，也是一代學人對后輩的期待。余雖年邁，仍在一些大專院校兼任博士生導師，為培養中國馬克思主義藏學家和人類學家而辛勤耕耘。至少，我要對得起在中山大學榮獲的兩個“第一”的光環——新中國培養的第一個人類學博士和藏族博士。 

　　1986年我畢業后到北京工作，他得知我要去西藏進行田野調查，連夜寫來的一封長信，藍色墨水的字跡在粗糙的信箋上有些洇開了：這使我不由自主地想起畢業臨別之際，梁先生“伸開雙臂緊緊擁抱著我”，并親筆題詞相贈：“為發展我國人類學事業勇攀高峰”、“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那一刻，師生關系已然超越了簡單的知識傳授，升華為一種精神共同體的構建。《禮記》有云：“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也。”梁先生正是這樣一位既教“事”又喻“德”的良師。 

梁釗韜先生（前排中）與中山大學人類學系教職工在一起

　　我合上電腦，忽然想到早晨看見的那些魚塘。它們在陽光下泛著粼粼的波光，一片連著一片，大的孕著小的，深的連著淺的，就像先生當年培養我們——不，就像梁氏家族八百多年來培養一代代讀書人那樣，水脈不斷，薪火相傳。老族長不懂我的普通話，我不懂他的土話，可當我們站在同一本族譜前時，那些名字替我們完成了所有的交談。就像此刻我與師弟師妹們，隔著一封封手寫信的復印件，竟在空調過冷的會議室里，共同觸摸到了一個人手心殘留的溫度。 

　　參觀結束時已近黃昏。我們又走過那些魚塘回停車場，然后乘車回廣州，夕陽把水面染成琥珀色，偶有魚兒躍起，撲通一聲，將圓滿的倒影撞碎了又聚攏。我想起先生信里最后那句話：“學問如養魚，急不得的。你且看那池塘，哪一池不是用千百年的靜默，才養出了一季的肥美？”這便是一整個嶺南的隱喻了——那些沉默的魚塘，那些不會說官話的族譜，那些在土話里輾轉了八百多個名字的家族，他們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將火種傳給下一個愿意彎腰守護的人。 

　　后視鏡里，梁氏祠堂漸漸縮成一個小點，重新被魚塘的水光吞沒了。可我知道，有些漣漪已經蕩開，正從1987年那個藏北的夏夜，一圈一圈，漫到此刻我身旁這些濕潤的眼睛里來。（中國西藏網 文/格勒 圖片來源于《羊城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