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烏國際商貿城里，來自世界各地的客商拖著行李箱穿梭于商鋪之間，多語種報價聲此起彼伏；直播間內，老板娘依托AI軟件無縫切換數十種語言，實時對接全球訂單；汽笛聲中，“義新歐”中歐班列滿載“中國制造”，從浙中出發橫跨亞歐大陸……

義烏國際商貿城的經營戶借助AI工具，與外商交流。王剛 攝

　　很難想象，40多年前，這里還是浙江典型的貧困縣。土地貧瘠、人多地少，許多農民只能靠“雞毛換糖”謀生。

　　時任義烏縣委書記的謝高華在接受中新社浙江分社采訪時曾回憶，自己是1982年春天到義烏工作的，當時人均只有四五分地，不少農村家庭還要考慮溫飽問題。

　　除了貧困，被視作“資本主義尾巴”的“雞毛換糖”在義烏同樣出名。有人主張繼續“堵”，謝高華卻帶著干部一次次下鄉調研。最終，他得出結論：不是老百姓“不聽話”，而是他們確實需要一條活路。

　　市場開放，無疑是改寫義烏命運、成就其商貿傳奇的關鍵。而這一切，要從1982年那次著名的“農婦與縣委書記之爭”說起。農婦馮愛倩因擺攤受阻，氣沖沖在縣委門口攔下謝高華討要說法。謝高華沒有回避指責，反而把她請進辦公室，耐心傾聽一個多小時，詳細了解其靠小生意維持生計的困境。

　　“我理解你，同意你擺攤。我會告訴有關部門，不來趕你。”謝高華的回應，不僅打破了“投機倒把”的思想桎梏，更奠定了義烏發展的核心邏輯——政績的標尺，始終對準群眾的真實需求。

義烏第一代小商品市場。(資料圖)鄭運福 攝

　　1982年9月，義烏第一代小商品市場正式開放，流動的攤販有了固定的經營地，也為“世界超市”的崛起埋下了第一粒種子。

　　從湖清門到火車站，一條街被劃作攤位區，農民搭塊門板、支個棚子就能開張；下雨時，商戶們便把貨物搬進居民家里避雨……這個簡陋的“馬路市場”很快人頭攢動，熱鬧到堵住縣政府大門，省里領導調研都要步行進入。

　　彼時的義烏并不“光鮮”：市場雜亂、塵土飛揚，“棄農經商會不會影響糧食生產”“個體經濟會不會沖擊國有體系”的質疑聲不絕于耳。但謝高華沒有因為爭議而退縮：“我們當干部的，總要讓老百姓吃飽飯。”在他看來，群眾能不能過上好日子，比一時的輿論評價、短期的數字指標更重要。

　　為了進一步做大市場，同年11月，他在義烏全縣專業戶、重點戶代表大會上宣布“四個允許”：允許農民進城；允許農民經商；允許長途販運；允許多渠道競爭。

　　在計劃經濟思維仍占主導的年代，這四條舉措每一條都是突破，而農民們的興高采烈，正是得民心、合民意的生動注腳。如今回望，這恰恰是長期主義政績觀的體現——不急于“竭澤而漁”追求短期“顯績”，而是以“放水養魚”的智慧深耕長遠“潛績”。

　　這種政績觀，并非停留在謝高華的任期內，而是貫穿義烏40余年發展的精神主線，轉化為干部一任接一任的行動自覺。

　　從改革開放初期推行定額征稅，讓“跑斷腿卻征收困難”的稅款變成商戶主動繳納的稅源，到新時代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全面實現企業開辦零費用“一件事”1日辦結；從創設“市場采購貿易方式”破解中小微企業外貿痛點，到創新“市場+商戶”抱團出海服務、推出“品牌出海”計劃……義烏的每一步先行先試，都延續著長期主義的發展邏輯。

義烏第六代市場標志性項目全球數貿中心正式開業。(無人機照片)董易鑫 攝

　　也正是因為這一正確政績觀，義烏如今擁有經營主體120余萬戶，與全球230多個國家和地區有貿易往來，成為“買全球、賣全球”的世界超市。

　　有人說，義烏最大的資源不是商品，而是人——既有商戶“白天當老板、晚上睡地板”的吃苦耐勞，更有干部“一張藍圖繪到底”的責任擔當。縱觀義烏的發展經驗，干部的政績究竟該如何衡量？答案不是任期內的光鮮數據，不是曇花一現的形象工程，而是能否為一個地方培育可持續發展的能力，能否讓群眾在長遠發展中持續受益。

　　今天的義烏，早已不是那個依賴“雞毛換糖”的貧困縣。從“四個允許”到國際貿易綜合改革，從實體市場到數字貿易，變化的是發展形態，不變的是“以人民為中心”的初心與“久久為功”的定力。

　　以一域觀全國，義烏的實踐如同一枚坐標，清晰標注出新時代政績觀的實踐路徑：放下急功近利的沖動，傾聽群眾聲音、尊重市場規律，在“慢”積累中厚植發展根基，讓民生福祉綿延不絕。

　　這，正是“義烏發展經驗”的時代價值，亦是“民之所向”的鮮活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