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任何試圖挑戰戰后秩序、破壞地區穩定的軍事冒險，終將遭到地區各國的共同反對，注定以失敗收場

　　日前，日本政府就推進啟動“安保三文件”修訂工作召開首次專家會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會議上妄言，修訂“安保三文件”工作是左右國家命運的重要工作，要推進應對“新型作戰方式”以及為長期戰爭做好準備，推進海上安保能力、網絡安全和經濟安全保障。

　　近來，日本“新型軍國主義”妄動不斷。日本自衛隊派遣逾千兵力參加美菲“肩并肩”聯合軍演，是二戰后日本首次以成建制作戰力量登陸菲律賓參與軍演。演習期間使用88式岸基反艦導彈進行實彈射擊。日本政府正式修改“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及其運用指南，宣布大幅放寬防衛裝備出口限制。作為二戰戰敗國，日本本應謹守和平承諾、汲取歷史教訓，如今卻大肆推進軍事力量向外擴張。一連串危險舉動嚴重破壞地區和平穩定，是對戰后國際秩序的公開挑釁。

　　2022年，日本通過了《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國家防衛戰略》《防衛力量整備計劃》三份文件，統稱“安保三文件”。高市早苗上臺以來加速擴軍備武，大幅增加防衛費，著手修改“安保三文件”，部署具有“對敵基地攻擊能力”的遠程導彈，并企圖修改“無核三原則”。

　　長期以來，受日本“和平憲法”約束，日本防衛裝備海外轉移被嚴格限定于救援、運輸、警戒、監視、掃雷等非進攻性范疇。近期，日本大幅松綁武器出口限制，將限制框架放寬至“原則上所有防衛裝備均可轉移”，并以“安全保障環境嚴峻”“伙伴國相互支持”等說辭遮遮掩掩。這套做派表面高舉“專守防衛”的招牌，實則借和平之名行擴軍之實，不斷架空戰后和平體制。大規模向菲律賓投送作戰部隊、公然演練進攻性武器實彈射擊，正是日本力圖掙脫對戰敗國的法律束縛、加速軍力對外投射的最新實證。

　　日本“新型軍國主義”冒險行徑催生的惡果正在顯現。其一，日本公然突破戰后國際秩序對其軍力發展的明確約束，淡化戰敗國應承擔的法律與道義責任，嚴重沖擊戰后國際秩序根基。《聯合國憲章》、日本憲法第九條均對日本軍力發展作出剛性約束，如今卻被肆意拆解、幾近虛設，國際社會不得不高度警惕其重蹈歷史覆轍、再度成為東亞動蕩策源地的現實風險。其二，軍事冒進持續助長日本國內極右翼勢力囂張氣焰，右傾化輿論不斷壓制理性反戰聲音，軍國主義思潮沉渣泛起，為地區和平埋下深層隱患。其三，日本與個別域內國家深化軍事捆綁，還與北約開展跨區域協同聯動，持續向東亞輸入不穩定不確定因素，顯著推高地區沖突對抗風險，破壞地區和平穩定大局。

　　更令人警覺的是，日本在歷史認知上頑固倒退，在軍事擴張上步步緊逼。高市早苗近日向供奉著14名二戰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供奉祭品和祭祀費。靖國神社向來是日本軍國主義對外發動侵略戰爭的精神工具和象征，此舉反映出日本在歷史認知上的嚴重偏差，與國際社會對侵略歷史的基本共識背道而馳，其根深蒂固的錯誤史觀暴露無遺。

　　一面渲染所謂“外部威脅”、制造緊張氛圍，一面以聯合軍演、防務輸出強化對外軍事介入——這套手法的實質是借題發揮，為自身軍力擴張全面松綁。戰敗國身份賦予日本的是反省與克制的義務，日本今日所為恰是對這份義務的公然背棄，對這道屏障的野蠻踐踏。歷史認知的倒退與軍事行動的冒進彼此交織，日本加速“再軍事化”已是不容否認的既成事實。這一進程既有清晰路線設計，更有持續落地行動，對亞太和平秩序構成直接威脅。

　　歷史教訓殷鑒不遠：當年日本軍國主義對外野蠻擴張，給亞洲各國帶來罄竹難書的深重災難，最終也讓日本自身吞下慘痛苦果。日本作為戰敗國，非但不思悔改，反而執意突破戰后體制的束縛，持續推進軍事冒險、挑動地區對立，不僅會葬送本國戰后數十年的發展成果，更是對戰后國際秩序的嚴重挑釁。所有珍視亞太和平的國家，都應對日本“新型軍國主義”保持清醒認知，絕不能漠視縱容。任何試圖挑戰戰后秩序、破壞地區穩定的軍事冒險，終將遭到地區各國的共同反對，注定以失敗收場。

　　（作者為中國南海研究院區域國別研究所所長）